当时，笔者所在的国家经贸委厦门培训中心（现厦门经济管理学院）就给这些企业提供了人性化管理培训与技能培训服务，给予全力的帮助与支持。

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总理对保护本国经济上的强硬作风。5月26日，在访问德国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时，李克强指出，今日欧盟拟对华光伏产品和无线通信设备产品发起双反调查，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

现代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依靠虚拟经济发展起来的。5月13日，在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要求严格监管，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重拳方有效，重典才治乱，绝不容许再出现奶粉那样的信任危机。简政放权释放改革红利李克强多次提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就任总理后，在他眼中，农业已不仅是事关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问题，他更关心怎样以农业现代化来支撑新型城镇化。治理产能过剩，发展实体经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竞争力的高低，实体经济是关键。

尤为重要的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保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6月17日，李克强到审计署考察，他要求审计署用火眼金睛看好国家钱财，确保公共资金节约、合理、有效使用。而北京等超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出现交通拥堵、房价过高以及空气污染等问题。

中国的分税制也造成财政资源不断向上集中，中央政府拿走大多数，而地方政府级别越低，财政收入越少，这也是各地热衷县改市的原因。但城市居民在房改的时候，都几乎免费获得公有住房的个人产权，并在此后的市场化进程中升值巨大。人们对改革不抱期望，因为停滞得太久，而且利益调整太复杂且艰难，在此背景下的城镇化，只不过是一种宏观调控的工具。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在现阶段应该坚决放弃城镇化这一概念，尤其是通过制定城镇化增长率进行政治动员，人为的城镇化不仅会制造更大的经济危机，也会制造城市贫民阶层，埋下社会动荡的隐患。

这也可以解释天价学区房以及移民潮现象。事实上，在过去的十数年，中国已经经历了一次猛烈的造城运动。

强势地区（比如北京、上海等）因为税收原因而不愿放弃制造业，中小城市也就得不到产业转移带来的机会，尤其是各种优质公共资源都聚集于更高级别的城市，比如北京拥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金融、科技等中心地位，在这种城市等级制度下，让没有产业基础和公共资源优势的小城市吸收更多的农民工市民显然是可笑的。事实上，中国过去几乎所有的结构调整计划均以不能承担其代价而变形和失败。在执行去泡沫政策的同时又刺激增长的做法，表明了政府的底线思维，即经济结构调整不允许导致硬着陆，这无疑会鼓励体制内保增长的冲动。又要处理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政治不平等，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性工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其中任何一项，更别说全部。

事实上，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没有户籍的农民工子女如在城市就读都要付不菲的借读费或者走关系成本，甚至在大城市由民间创办的打工子弟学校，经常被地方政府强行关闭，这也是大量留守儿童存在的原因。决策者应该而且应当非常清楚，基层政府不是一个中性的执行机构，而是一个几乎不受约束的逐利团体，主要由官员个人追求政绩和权力寻租驱动，从个人利益角度解读和利用中央政策，欺下瞒上。中央政府也通过制定地区性优惠政策，比如批准各种国家级政策特区，制造城市间的不公平竞争。过去数年，中国中小城镇人口比重则不升反降，到2010年下降到20.7%，回到20年前的水平。

一直以来，农民被视为一种国家可利用的资源，不给他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如果认为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存在困难，那么，仅仅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总可以实现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国家制度赤裸裸地对孩子接受教育实行不平等的歧视政策，属于国家犯罪，是最大的不义。

中国城镇化喊了很久，但具体方案依然不见踪影，或许是因仍没有达成共识，政府对利用城镇化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后果心存疑虑。农民进城居住的成本超乎想象，而且生活艰难，他们进城几乎唯一的目的，是为子女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条件以便脱离阶层固化的悲剧，这种父母为后代幸福而牺牲自我的伟大精神，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动力。

现在，大部分三四线城市普遍存在空城现象，即新城因缺乏人气而导致大量住房和设施闲置，根本不需要新的建设。从国家发改委近日的表态看，中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源:FT中文网 进入专题： 城镇化 权利革命 。如果中国政府有那么一点点推进城镇化的诚意，就应该立即宣布，所有在城市居住的农民工子女都有与城市孩子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因此，一些政府投资计划又开始提上日程，城镇化显然是其中重要的部分。政策的模糊性制造了混乱的预期，城镇化被认为是新一届政府的一种扩张性政策，重复投资政治周期。

也就是说，城镇化在事实上已经由地方政府启动，这表现在各地宏大的建设计划、投资规模以及各地如火如荼的征地运动。根据统计，2000-2011年，中国城市建成面积增长76.4%，远高于城镇人口50.5%的增速，工业用地容积率一般也只有0.3-0.6。

尽管高考制度为所有孩子提供了平等选拔的机会，但在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让农村孩子无法与城市同龄人竞争，农村低收入群体（无法支付子女进城上更好学校的费用）的子女几乎难以通过教育提高素质和改变命运，成为被永远抛弃的阶层。大城市病降低了经济效率，而小城市即使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比如便宜的土地和人工），却没有特权优势，形成了资本错配，阻碍中国继续发展。

城市的行政层级制度形成了城市间的权力等级，资源不断向权力中心以及上级聚集，呈现金字塔状，这严重影响人员流动，造成大城市病以及小城市人口规模不足等现象共存，类似马太效应。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减速，政府希望通过投资托底。

所以，在上半年大规模的信贷投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地方政府以城镇化名义的借款，一些地方也以城镇化为名在农村实施并村上楼。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地方政府通过城镇化掠夺农民的土地，这也是城镇化最大的风险。审计署2012年对18个省财政审计发现，地方各级税收收入不能满足其当年公共财政支出的一半，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只要更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垄断各种资源不放，城镇化就缺乏扩张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农民进城是没有家庭资产作为支撑的，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耕地和宅基地，在法理上没有产权，不能自由处置并获得收益。最初，城镇化被政府赋予扩大内需的功能，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为增长放缓和经济转型提供动力和缓冲。

而在开辟新税源方面只有房产税，但是，中国政府至今连对存量住房征收房产税的想法都不敢表露，不仅因为遇到体制内巨大的阻力，或许更担心引起房价下跌。每个家庭为子女所付出的一切，是整个中国经济与社会运转的核心。

笔者认为，以农民市民化为核心的人的城镇化，本质上应是一场权利革命，它既需要解决人人平等的问题，取消户籍制度对农民的身份歧视，允许国民自由迁徙和服务均等化。这种底线思维会被某些利益集团利用来逼宫，比如金融机构通过制造引起系统性危机的风险迫使央行就范，国有企业可能通过夸大经营困境来对付债息的升高。

同时，对旧城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吸引农民进城定居。考虑到目前的债务规模，中国已经无法承受地方政府继续举债。这种制度上广泛的不平等，扭曲了资源的分配和人员的流动，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现在经济增长潜在空间缩小，又想逼迫农民进城拉动投资和消费。

因此，在鼓励农民进城居住的时候，必须先为农民的土地确权，赋予他们处置和获益的权力。这个计划没有任何新意，只是对现状的确认，更像是为城镇化披上一件羊皮，但人们看不清羊皮下面是什么，通常是由市长们暗箱操作。

具体而言，就是以农民进城的名义将政府继续投资合理化，并戴上改善收入分配，实现社会正义的光环。如果想让小城市吸收更多农民，要进行财政体制改革

当然，这一坠落不仅会带来中国经济的硬着陆，更会引发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际经济连锁的惨烈波动，对谁都没有好处。一方面，环保执法属于常态工作，该关则关，与调控无关。